他们跳伞的时候，飞机飞得太低、太快。他们携带的装备太多，而且运用了一个未经检验、结果证明有严重错误的技术。他们一跳出飞机，腿袋就开始松脱，径直坠向地面，后来几乎一个都没有找到。与此同时，他们还受到螺旋桨气流的冲击。在这种超重、超速的情况下，张伞产生的震动比他们以前感受的要剧烈得多。从500英尺高处或者从这个高度以下跳伞，从张伞到着陆，前后仅有几秒钟时间。他们都重重地摔在地上，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好。 　　

      在几天之后的一篇日记中，温特斯中尉曾写了如下一段话，想再现他当时在天上那几秒钟之内的想法：“我们的时速150英里。行啊，走吧。好的，我的腿袋和装备都下去了。当心，小伙子。当心。妈的，他们想用机关枪把我打下来。滑落了！滑落了！尽量跟腿袋靠近。它落在灌木丛里了！那挺机枪，真他妈的。那是条路……树木――但愿别碰上它们。砰，不算太糟。现在赶快离伞。” 　　

      紧跟在温特斯后面跳伞的是伯特?克里斯坦森。“我想我做的不是训练中学过的动作。降落伞打开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剧烈的震动。”他的腿袋松脱，“成了历史”。他能听见圣母教堂的钟声，看见镇上有燃烧的火光。机关枪子弹“离我越来越近。我爬到降落伞吊带的上面。见鬼，我朝着那排树落下去。我降落得太快了。”他从树木上方飘过的时候，把腿向上收缩，以免碰在树上。“我突然吓坏了。在70英尺下方的地面上，在我左手方向20英尺处，一挺德国四管联装的20毫米高射机枪正朝着它上方的C－47开火。”克里斯坦森非常幸运，德国人的火力线正好是背对着他，尽管他离他们才40码左右，但由于噪声太大，他们并没有听见他着地的声音。 　　

      克里斯坦森从降落伞中解脱，拔出6响的左轮手枪，蹲在一棵苹果树旁。除了眼睛之外，他浑身上下纹丝不动。 　　

      “突然我看见10码开外的地方有动静。一个头戴钢盔的人影正匍匐而来。我伸手拿出信号器一按，发出‘咔嗒’的响声。没有回答。那个人影又朝我这边爬过来。” 　　

      克里斯坦森用左轮手枪瞄准那个人的胸部，然后又按了一次信号器。那人举起双手。“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开枪。”原来那人是他的机枪副射手、二等兵伍德罗?罗宾斯。“你这个小笨蛋，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用信号器？”克里斯坦森压低嗓门怒冲冲地问道。“我信号器上的按键掉了。” 　　

      克里斯坦森大脑里的肾上腺素降下来。他俩开始退出德国人的阵地。他们碰到比尔?兰德尔曼的时候，发现一个德国人死在他的脚下。兰德尔曼说，他从降落伞中解脱之后，就把刺刀插上了。突然一个德国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朝他冲过来，兰德尔曼挡开那个德国人的武器，接着用刺刀刺穿了那人的胸膛。“这个德国佬玩拼刺刀找错了对象。”克里斯坦森说。 　　

      韦尔什跳伞的时候，他的飞机高度只有250英尺（“顶多就这个数”――他后来回忆说）。他跳出飞机之后，另一架C－47正好在他的下方坠毁。他说，爆炸的气浪把他向上掀起，然后向外抛去，“这一下救了我的命”。就在他快速下坠眼看就要摔到地上时，他的降落伞及时张开了。他“砰”地一声着了地，虽然很疼，但却没有把命送掉。 　　

      E连的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经历。虽然他们能根据飞机的飞行方向判断海岸的方向，可是能在空中有足够时间准确调节自己降落方向的人却寥寥无几。 　　

      他们的行动彻底砸了锅。他们原本希望在圣玛丽德蒙特附近的降落地带密集降落，而且指望全连能很快集结起来，可是现在全泡汤了。这都是因为那些飞行员遇到黑云层之后所采取的规避行动，结果E连的人散落在从卡朗唐到拉万诺维尔的20公里范围之内。E连的空降导航员理查德?赖特和卡尔?芬斯特梅克尔因飞机被击中，而掉进了英吉利海峡（他们后被英国皇家海军鞑靼号舰救起，由空海搜救队送回英国）。 　　

      二等兵汤姆?伯吉斯落在圣母教堂附近。他也像那天夜里跳伞的大多数人一样，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飞机从头顶上方呼啸着低飞而过，曳光弹在对它们进行围追堵截。夜空中是密密麻麻的美国伞兵，地面上是模糊不清的人影，有的在快速运动，有的在匍匐前进，四周是一片哒哒哒的机关枪声。伯吉斯用小刀割断绳索，从降落伞中解脱后，用信号器向一位自己不认识的中尉发出联络信号。他们利用随处可见的低矮的灌木藩篱的掩护，一起向海滩方向运动。这时候另外一些伞兵加入到他们行列中，有的来自第82空降师（该师在伞降过程中也被弄得七零八落），还有的来自101空降师各个团。他们与德国巡逻部队偶尔发生一些短暂的交火。 　　

      伯吉斯接受了中尉交给他在前面探路的任务。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顺着藩篱来到一个拐角处。隐蔽在两道藩篱交汇处的一个德国兵站了起来，可是伯吉斯没有看见。那德国兵朝下面开枪，子弹穿过伯吉斯的右颊，打碎了颧骨，打断了颌骨韧带，然后从脖子后面钻了出来。他的面颊、耳朵和脖子背后血流如注，流出来的血差点使他窒息而死。 　　

      “我想活下来，”47年后，伯吉斯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他们曾经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你中弹了，最主要的是不能激动。最糟糕的举动就是狂躁。”所以他尽量使自己保持镇静。跟他一起的几个人尽量把他保护起来，用绑带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把他扶到附近一座农舍的谷仓之后，他就瘫在干草上昏死过去。 　　

      半夜里，有个法国农民“从家里出来，到谷仓里抓住我的手，甚至在我手上吻了一下。”他还带了一瓶酒。6月7日早晨，那农民找来两个医生，借给他们一辆马车。伯吉斯被他们用这辆马车送到了海滩，而后撤回英国，再转送到美国。1944年的新年除夕，他到了波士顿。他一直按照医生的规定只吃流质，到1945年3月他才开始吃饭，这是1944年6月5日他在厄波特里吃过那顿饭之后的第一口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