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桃李》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于它对当代中青年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感受与思考。其独特性首先在于，小说是真正从青年知识分子的视角进行写作的。它以一名法学专业研究生为叙事者，以平视的态度写导师、师兄师弟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状况，尤其侧重于表现他们的情爱体验。小说对人物一般并没有居高临下的道德审视（只有师爷蓝其文教授作为虚伪和自私的典型，差不多是惟一一位受到道德批判的人物），小说的主旨也不引向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构、建构，从而避免了道德视角可能产生的偏激、专断，避免了意识形态主旨对人性的简单化处理。小说从青年知识分子视角感受外部世界、体验自我情感，充分尊重人物的主体意识，从而获得了对他们生存、生活状态表现、探索的深度，并最终导向对生命的形而上思考。

       《桃李》从男性视阈展开叙事。叙述者大致是以内视角感受导师、师哥、师弟等男性人物的心灵世界，而在多数情况下则以外视角描述女性人物。故事的发展往往让女性人物的行为颠覆男性视阈中的女性想像，让男性人物遭受意想不到的打击。小说中，许多男性人物往往都把女性分为情感对象和欲望对象两大类。作为情感对象的女性，往往能充分满足他们的浪漫情怀，却使他们的肉体乏力、欲望压抑；作为欲望对象的女性，往往能激发他们的欲望，使他们充分享受肉体欢乐，却不能真正进入他们的情感世界。把女性区分为情感对象和欲望对象，这些男人也就把自己的情爱世界割裂为破碎的两面。作者和叙述者对男性情感与欲望相分裂的情爱状态并没有居高临下的道德审视，而是把它认可为具有“现实合理性”的人性现状。作者和叙述者对这一分裂状况的否定是通过这一状况所造成的结果来显示的。这样，这一否定就不是道德批判，而是一种对生命不完满状态的探索与悲悯。小说的情节设置表明作家既深深理解男性情爱想像的分裂状况，同时又清晰地知晓无论是被男性臆想为灵的存在还是肉的存在的女性，其实都是灵肉统一的、具有自我生命逻辑的完整的人。这种价值追求与现实理解之间的对话关系，就使得作品穿越道德批判而走向对生命的形而上思考。它昭示了这样的一种生存体验：生命因为自身的盲目、因为自身无法超越的缺陷，太容易走向毁灭了！

      实际上，作家在貌似冷静的零度叙述后面感叹生命太易毁灭，这不仅展开为对生命太易自我毁灭的叙述，同时也展开为生命太容易受到外部无常世界伤害的叙述。如果说邵景文的毁灭更多的是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必然，那么孟博士和雷文博士的毁灭则带着更多的偶然性。孟朝阳杀死雷文，并非因为两人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而仅仅是由于心理焦虑无法缓释。这里既有两个人物自身心胸狭隘这种个性原因，也有外部世界的压迫使得原本并不坚实的生命趋于变态这种环境因素。用人单位对年龄的挑剔、女朋友的不忠，把孟博士逼入极度的精神焦虑状态，使得他在非理性状态下陷入雷文比自己更为优越的心理压力中无法解脱，只能决定用自己“生命的低效用价值”换取雷文“生命的高效用价值”，杀死雷文后再跳楼自杀。尽管叙述者对孟朝阳、雷文的相互嫉妒不乏调侃、讽刺，但作家显然并不着意于对他们做道德审判，而是在相当细致地摹写他们的心理焦虑中写出其不合理行为的“现实的合理性”，从而探究人性的脆弱。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暗含着这样的沉重叹息：脆弱的生命是多么容易受到外部刺激而走向疯狂、走向毁灭啊！

      《桃李》以它对人性的严肃探索、对生命的形而上感悟而获得它的思想深度。多重线索有条不紊地交织叙述，也表现出作者的艺术营构能力。但这也不是一部没有缺点的作品。实际上，作者聚焦的男性人物中，只有邵景文的形象、孟博士的心理焦虑、蓝其文教授的性格勾勒比较有深度，而师兄王莞、师弟李雨、三师弟张岩之间的个性都没有得到深度的刻画，因而显得面目模糊。张岩对王愿到底是真爱还是逢场作戏，作品的叙述也显得相当分裂。尽管作者侧重抒写的是一群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情爱体验，但实际上，人物乃至于作者本人对女性的感受都相当模式化、表面化。不同男性人物的情爱体验往往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作者大多回避交代某些男性人物的情爱缘由；一旦对之进行探究，往往便只有侧重于情或侧重于欲的差别，并没有更为细致的感觉差异。女性人物激发男性爱欲的条件，往往是千篇一律的漂亮，顶多再加上温柔可人，而缺乏更为丰富的人格内涵。小说的节奏前慢后紧，前面用过多的笔墨还原李雨与蓝娜的4次电话，既在恋爱心理刻画上太过表面化又在行文上太过拖沓；结尾匆匆两笔就交代了邵景文的死，叙述上太过仓促。尽管有诸多不足， 《桃李》仍不失为一部相当出色的小说。

《桃李》中灵与肉的快乐之痛

杨泽   光明日报

      现代社会之所以充满活力与希望，原因在于它不断得到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文明理念的强力支撑。而社会文明理念的主要产出者是知识分子。他们总是以批判的眼光对所处的社会保持一种必要的警觉，从而不被世俗并吞与消融。如此说来，长篇小说《桃李》不仅仅只是对知识分子当下处境的关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敲钟人”的角色。 

      很显然， 《桃李》将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样宏大的社会背景作为小说的舞台。这使得人物的外在环境与内在环境始终呈现出一种胶着与挤压的状态，置身于舞台中的人物也就有了最大的可塑性与可变性。作为法学院的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邵景文的专业知识以及传道、授业与解惑的能力无须怀疑，其从乡村到大学讲台的艰难奋斗历程也足以让人动容。然而，社会的急剧转型，使他的专业才能与金钱美女共同处在了一个可以相互利用乃至相互交换的平台之上。于是角色转换由此拉开了序幕，最终知识精英取代了道德精英，技术操控取代了法学彰显，融合世俗取代了世俗批判，如此继之而来的是灵与肉的快乐无边。上课、演讲、做学问，保持在弟子心目中的崇拜偶像和大学中的崇高威望，使邵景文的躁动灵魂得到安宁而快乐；办公司、揽生意，获得金钱、美女、名车，频频出入高档宾馆，使邵景文的欲望得到满足而快乐。自然，像邵景文一样潇洒帅气的导师在其弟子中有了“老板”的称呼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所带的博士生、硕士生既可从他那儿学到扎实的法学理论，又可从他所办的律师事务所中打工挣到丰厚的金钱。“读研要读邵教授的，打工要打邵主任的，泡妞要泡邵先生的”。可见，集著名教授、法学家、大律师于一身的邵景文所实践着的灵与肉的快乐方式，在其弟子中得到了原本的传承与张扬。而有了钱的弟子们各显神通所进行的灵与肉的快乐之旅，其实并不比导师逊色多少，无论四面出击寻找艳情还是稀里糊涂地嫖娼等等，简直“精彩”得让人瞠目结舌。就这样，金钱和情爱，或者说物质和性，成了一群高校师生堂而皇之地获取所谓快乐人生缺一不可的基本因素。然而，这种理念如果成为人生的要义，那么沙漏般的生命世俗化趋势也就势不可挡了。 

      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作为给文明社会的圣火添薪加油的知识分子，一旦被社会世俗彻底整合而失色之后，即便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灵与肉的快乐之途，但就本质而言，这种快乐到底是一种难言的快乐之痛。更何况充满利益冲突的世俗化生活从来就不会向那些丧失理念者支付长久的快乐，反而有可能埋设下足以致命的一个个黑暗陷阱，于是高昂代价的交付也就在所难免。不是吗，邵教授的弟子孟博士情场一次次失意之后，竟将仇恨的目光锁定于远比自己年轻有望的原初情场对手雷博士，以至发展到杀人和自杀。就连懂得利用法律不健全而常钻法律空子的邵景文，可以做得到官司每打必赢而财源滚滚，但却难以长期平衡自己与妻子和情人们之间的多角关系，最终拒绝情人梦欣的结婚要求而遭杀身之祸。至此，草草完成学业的弟子们走的走，散的散，忧伤的忧伤，苦痛的苦痛……这样的结局谁也不愿看到，但谁也无法改变。 

      可以说， 《桃李》作为可读性很强的一部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无疑是很成功的。毕竟它已经很深刻地触及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神经网络。行文的轻松与幽默，言辞的辛辣和调侃，加上作者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出现来讲述所知情的人与事，营造了亲切逼真的家常式氛围，从而大大增强了读者的阅读快感与临场感。透过全书喜剧的过程和悲剧的结尾，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和心理景象已经异常醒目。既然世俗的结果只能如此，那么再生的希望又何在呢？这不能不让人掩卷而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