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发明显然是19世纪末最令人激动的历史事件，因为从没有一种艺术形式能像电影一样最广泛地介入并影响着大众生活。电影的发源地在欧洲，但很快，无论是电影的缔造者卢米埃尔兄弟，还是致力于艺术电影探索的先锋导演们，突然发现好像是一夜之间，他们失去了对电影的发言权。在大洋彼岸，一个叫好莱坞的美国西部村庄神话般崛起，以庞大的商业化生产和耀眼的明星制度成为世界电影的制作中心。与之相对应，自1929年始，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的“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奥斯卡金像奖），也成了最负盛名的世界级电影奖项。

      对于大多数中国电影观众来说，奥斯卡更像是位熟悉的陌生人。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大城市，大大小小的电影厅和录像厅只要打出奥斯卡的招牌，即便是高价的内部票也无法挡住渴望重温海上繁华梦的影迷们。今天，街头巷尾比比皆是的影碟屋尽管总是在猫捉老鼠的游戏中经营着盗版业务，但不争的事实是，经济状况一般的平民影迷们得到了与奥斯卡同步的机会。奥斯卡，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好电影的代名词，变成了电影制造商和放映商的风向标。然而影迷们很少能理解到奥斯卡本身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内容。走过了75年的风风雨雨，奥斯卡已经构成了一部厚重的文化历史。对于这部历史的周密解读和细致梳理，无疑是影迷们的企盼。台湾著名影评人梁良先生近日推出的《约会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札记》就为广大读者们提供了这样一席精神晚宴。

      与很多时尚的电影书籍和杂志热衷于渲染导演明星的秘闻逸事不同，梁先生更愿意对这些经典影片所体现的时代内容和文化价值取向作出精辟的分析。所以，尽管梁先生的文章大多形制短小，各自独立成篇，但通读下来，各篇却又存在着相当紧密的有机联系，看似各不相关的个案分析，连缀起来竟铺就了一幕宏大的历史背景。大约在梁先生看来，所有的奥斯卡最佳影片，都可以在这幕背景下找到她的诠释，都能以或显豁或隐晦的方式与历史实现着身份认同。

      奥斯卡金像奖与“戛纳”、“柏林”、“威尼斯”等其他世界级电影节奖项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几大欧洲影展似乎对艺术性较强的电影情有独钟，走的是艺术精英路线；奥斯卡则更多认同着大众文化身份，基本上是电影民意的反映。梁先生认为，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奥斯卡评奖方式的普选制――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约5000名会员投票决定入围者与获奖者，而不像几大影展由特聘专家把持大权。实际上，这种普选制的背后是美国传统的色彩浓厚的商业化土壤，奥斯卡为什么常常会带来高额票房的秘密也在于斯。

      梁先生对于奥斯卡的美国文化身份认同论述得更为精彩。他认为，这些得奖影片不见得都是当年的艺术精品，但却跟美国当时的社会气氛和观众关心的话题最贴近，成为美国电影创作者借奥斯卡评奖活动表达其社会关怀的一种方式。比如1947年美国社会退伍军人复员问题突出，即有《黄金时代》脱颖而出；70年代黑社会问题严重，即有《法国贩毒网》、《教父》、《骗中骗》等接连摘得桂冠；80年代勃兴的“新女性主义”带来的家庭危机导致了《克莱默夫妇》和《普通人》的荣光；而1990年代美国民众对“精神环保”的需求则成就了《阿甘正传》的惊世伟业。由此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观点：奥斯卡金像奖影片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当作文化美国史来阅读的。

当然，梁先生的笔触并未延伸到奥斯卡单项奖、外语片奖等诸多领域，亦为欲大快朵颐的读者带来甚多期待。期待着他的系列奥斯卡论著，期待着他继续声光色影中的历史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