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陈染散文集》

     1962年4月的一个夜晚，我悄悄脱离了妈妈温暖的母体来到人间，带着对世界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出生时的光线是淡蓝色，柔和又深情，这使我一生都将不喜欢强烈的光芒。父亲是个性情古怪的学者，终日埋头书海，著书立说，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顽强精神。母亲与父亲趣味性情上差距很大，她温良优雅，是个作家。她还酷爱音乐、绘画等艺术。我整个童年时代，在那个小鸟恋枝的年龄，生活在这样一个为着各自的爱好独立追求、紧张忙碌的家庭里格外孤单。我瘦弱且爱哭。父亲的慈爱表现为严厉，我有些惧怕他。小时候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妈妈走街串巷，只要离开家，我就活蹦乱跳疯起来。我在母亲的万般珍爱、娇惯纵容与艺术的熏染下长大。 　　

      1969年我上小学，那时候胆小、温顺却极富个性，很要强，学习成绩极好，被选为红小兵大队长。当时中国正值“文化革命”，学习没有出路。母亲为我找了老师开始学习音乐，学作曲和手风琴。从10岁开始我便追求成功。十来岁的小孩很容易崇拜谁，记得当时在我窄小的天地里我崇拜盛中国先生，我的音乐老师告诉我盛中国小时候一天练琴10小时。我曾多次默默在台下观看盛先生的独奏表演，他那时清秀潇洒，头发一甩一甩的。那甩头的姿势真让十二三岁的我发疯。我对妈妈说，我长大要成为音乐大师。

      从我还未出生的1957年“反右”开始，家里就屡遭冲击，家庭气氛沉闷、压抑、冷清。父母关系的紧张使我深感自卑和忧郁。见到小伙伴的一家人围坐着呼噜呼噜喝稀粥，收音机里热热闹闹轰轰烈烈，里院与外院的邻居大嫂扯着嗓门隔着房屋聊（喊）大天，我真是羡慕极了。最令我神往不已的是在热情明朗的夏天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跳整整一个夏天的皮筋，玩砍包、蹦房子，而我却躲在阴暗冷清的房间里练琴，只能隔着竹帘子向外边望几眼。长大后我为此深深遗憾。 　　

      整个中学时代我都是在这种孤独的自我追求中度过。我辞掉了莫名其妙被选上的各种“长”，为了更有时间练琴。当时的生命里只有两样：音乐和妈妈的爱。我的音乐老师都喜爱我，认为我“感觉出色”，“有天赋”。我在那一群想当音乐家的伙伴中遥遥领先。我爱那色彩纷呈、起伏多变的旋律，每天每天都在脑子里勾画世界。我渴望着不能令我满足的世界，越来越沉浸在远离现实的梦幻之中，在音乐里寻找着安慰。渐渐我离开了儿时伙伴们的群体欢乐。 　　

      1979年我父母的婚姻生活结束，我和妈妈离开了家，也离开了我的童年我的音乐我的说不清的孤寂与惆怅。那时候小小心灵里拥满莫名其妙的强烈自卑。这时，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忽一下，社会上卷起读书热潮，文凭热。我放弃了视之为生命的音乐，捧起了书本。由于近10年的音乐生涯，功课落下很多。尽管我拼尽力量弥补，高考还是以3分之差落榜。 　　

      18岁到20岁我在家待业，这一时期度过了我学生时代最为苦痛和迷惘的阶段。要发挥生命、要施展自己的欲望，驱使我再准备高考。可是，我天生不具备坐在桌前背书的本事，并对背书深恶痛绝，宁可用跑1000米来换背一页书。也是在这时候我开始阅读文学作品。与很多作家不同的是我很晚才接触文学，在这之前我几乎没读过什么文学作品。第一本小说是母亲念给我听的。当时我忙于功课，午休时躺在床上母亲就给我读小说。那本小说是雨果的《九三年》，我躺在床上静静地听。当母亲读到最后一章“太阳出来了！”西穆尔登把自己最亲爱的朋友和学生郭文送上断头台，刽子手的斧头滑下来在郭文的脖子上发出丑恶一响的瞬间，这时，一声明亮的枪响呼应了那斧子声，西穆尔登用一粒子弹洞穿了自己的心脏……我呜呜咽咽哭起来，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滚落到枕巾上。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我又找到了在音乐里感觉到的东西，我再一次找到了自己。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发狂地读起小说来，一本接一本，也是这个时候，我的作家梦诞生了。高考的压力和读小说的狂热以及我那个年龄的极度敏感、情绪动荡，使我一度患上神经衰弱。 　　

      1982年，我20岁时，考上北京一所大学中文系本科。大学期间我完全投入了吸引我的文学世界。我在同学中落落寡合、默默不语，散了课就往家跑，躲在书屋里品味着梦幻，在内心独自扮演各种真诚的角色，以弥补生活的空虚。我开始写诗，恬淡、温情又忧伤，吐不完的情怀，挥不尽的惆怅。那是有一次母亲外出开会，我独守着空落落的房间和心灵，孤寂难耐。半个月后，当母亲回家时我便成了“诗人”。我捧着一摞小诗，说：妈妈我写诗了。 　　

      读名著的疯劲渐渐平缓，我又开始了读现代诗以及各种流派的现代主义小说和哲学。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发表诗。写诗热潮一发而不可收。我在大学里出了两本油印小诗，在同学老师中传阅。班里的同学认为我“才情过人，只是有点怪”。学校的老师也劝我多多参加集体活动。那时候，我的生命处于分裂状态。在公共场合腼腆沉默，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后才把积郁心中的无尽情怀倾洒诗中。我颇为“入戏”，我感动着自己，也感动着别人。我活在自己制造的氛围中，也在世界里寻求诗中的情人。当我空空落落徒然而归时，便再一次把贫瘠与孤独抛至诗中，诗成了我平衡自己的手段。20岁至22岁，正是诗人的年龄，我在《诗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数十首诗，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诗选》里占了一席。 　　像大海里一朵美丽的浪花，诗人的我仅仅眨了几下眼睛就睡醒了，那朵漂亮的浪花很快便找到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展现。我从大学三年级（23岁）开始写小说，处女作《嘿，别那么丧气》发表在《青年文学》上，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找到了一个比诗更能表现与施展自己的形式，极为兴奋。当时的文坛正是百花齐放最为活跃的时期，正是“一人一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热闹景象。我很快与活跃在文坛的几位青年作家们交往起来，可是不久我便感到与作家们交往是件累人的事，他们没有生活里那些普通然而活生生的朋友那么来得自然。于是，我重新归属于自己的恬静、孤单而充实的艺术世界。 　　

      1986年我大学毕业，整个大学时代我都是在读书、写作的狂热中，同时又是在对书本里那些骗人东西的抵抗中。当有的老师讲到生动精到之处，我便兴奋得如坐针毡，很是崇敬；当有的老师把一些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自欺欺人的破东西强加给我时，我便无声地把它们扔回去，甚至逃课，拒绝学习。我的成绩便跟着我忽高忽低地动荡。这种个性对于我成为一个老师眼里的好学生起了很大的妨碍。好在，我并不那么看重好学生。大学毕业后，有几所大学和杂志都表示欢迎我去工作。可遗憾的是我不喜欢这些定时定点规规矩矩的束缚人的工作，我喜欢自己支配自己，也不在乎“名声”。母亲自然是从我的前途着想，对于我的不按常规走路的思想和行为很发愁。像所有的当代青年人一样，除了拥有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外，同时我需要起码的物质保障。我不能没有职业，当个流浪小说家是养不了自己的。由于我在文学上的初步成绩和老师们的帮助，我被留在大学里教授文学写作，职业对于我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学校里的一些沿袭传统的迂腐陈旧的观念令我压抑，我无法抗拒又不愿趋附。于是，便戴上面具，既满足了别人，又保持了自己。尽管我天性怯懦，但性格里针针刺刺的却很多。朋友们有时叫我“小驴”，温顺起来柔情无比，但若尥起蹶子来也够人受的。我拒绝接受一切强加给我的我不赞同的告诫。 　　

      这时，我已经被认为是文坛里最为年轻的青年作家了，并且在社会上和文学圈子里有一定影响。可是，我忽然发现一件事：从我童年的音乐大师梦到后来的作家梦，我活得多么孤独和压抑呀！这并不是我已经满足现有的一些成绩，我天生就不是容易随遇而安的人。我对自己、对世界永远有所追求。然而，我开始思考和看重生活本身了。梦必须做，但生活、友谊、爱情、智慧与成功相比，同等重要，甚至更有意义和价值。我发现我在梦里生活得太久了，在那个角落我简直成了一个孤独的隐居者，沉湎于自己的心灵生活。现在，我多么渴求生活里温情深挚活生生的东西！这个发现对于我是个不小的飞跃。我从来都喜欢自己改变自己，不断地发现、改变自己与外界，才有意义。我开始发挥潜藏在生命里的那些美丽的天性，我画画，制作千姿百态的丑布娃娃，用粗彩线在麻垫上缝出图案，我异想天开制造着童话也制造着自己，我放开生命。

      198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一个留美心理学研究生相爱。我们分手、相聚、分手又相聚。我不想沿袭什么模式，也不知命运将做如何安排。 　　

      1987年夏末，我25岁，参加了大学讲师团，来到北京远郊的一个农村支教，农村的生活、情调和风光使我感到远离尘嚣的大城市的清寂与淡泊。在这儿，我接触了很多农村孩子，也结识了拥有生活里那种最为平凡朴实的智慧的朋友，这时我那堆书本里的哲学显得多么苍白无力。我更加感觉到最为深刻最为智慧的哲学和人生态度正是最简单、最轻松的。这个发现，几乎使我想丢弃以往的那种累人叫劲的朋友――萨特们海明威们。这将会成为我一段时期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 　　

      关键是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不要空白掉，无论当作家还是做情人，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两手空空的流浪汉，无论去生还是去死，我都同样喜爱。 　　

      1988年下半年，我从农村回到家，回到我的大学教书。很快我又将远离故土，开始我短暂人生旅途的又一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