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一把外交》的作者系职业外交官。从非洲小国塞拉利昂到超级大国美国，都曾是他出使的范围。在五光十色的外交舞台上，他既为重要的大腕们跑过龙套，也曾自己亲自披挂上阵。在本书中，他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披露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所经历的台前幕后的诸多轶事。这里摘录的主要是他在联合国的与语言和谈判相关的有趣经历。
“天书”与“卖拐”
安理会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政治机构，安理会的决议可以带有强制性。因此，安理会各个理事国在草拟决议时，都十分注重案文的措词。在多边领域磋商文件其实是一次多人参与的国际游戏。由于各国代表立场不同、关切不同、要求不同、水平不同、理解不同、性格不同、语言不同，玩这种游戏时是非常费时费力的。许多时候，磋商一项巴掌大的声明稿就犹如一场“上甘岭战役”似的，各方寸土必争，围绕一个小字眼争得面红耳赤。到最后，一项决议便是各方妥协的产物，是由你一言我一语的外交辞令拼凑而成的，不但语法狗屁不通，而且用词怪僻无比，无法破译。我国前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学贤大使就在一次安理会上干脆将这种决议戏称为“天书”。
有一次，我参加安理会一项决议草案的专家磋商。这项草案是谴责当时某个法语非洲国家的叛军违反《和平协议》，对平民百姓实施了一系列的暴行。大家都希望在其中的一段话中加入强烈要求当事方遵守《和平协议》的内容。
按照中文的习惯，“敦促”（urge）这个严厉措词是非常合适的，因此，我要求使用这个措词。但英国代表却认为，在英语词汇中，使用“call on”（呼吁）比“敦促”更严厉，希望采用“呼吁”的说法。而美国代表则认为，在美式英语中，“demand”（要求）就是一个严厉的措词，用在彼处是最合适不过了。法国和俄罗斯又根据各自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措词。结果，直到日落西山，大家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决定分别连夜请示各自首都，由它们定夺。
又有一次，是在联合国大会讨论财政预算问题的场合。当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们对联合国财政预算报告中未能增加对发展领域的投入表示不满。在讨论联大决议草案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不赞成案文含有肯定这个报告的措词，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急于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于是，大家就什么字眼带有“肯定”意思，什么措词只有“中性”解释等展开了大辩论，有雄辩的，有狡辩的，有申辩的，你来我往地拉了半天锯。发展中国家甚至对案文中有一句提到“注意到这个财政预算报告”的说法亦不放过。本来“注意到”这个措词的英语既可以用“take note of”，也可以用“note”，但发展中国家就是不轻易放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指出，“take note of”的说法在阿拉伯语中仍然带有“肯定”的意思，只同意采用“note”。
在场的西方国家代表没有几个懂得阿拉伯语的，面对人多势众的发展中国家代表，最后只好夹起尾巴，败下阵来。
还有一次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专家磋商一项决议草案。当时，大家对于用什么措词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以俄罗斯为领导的独联体维和部队的作用非常在意，在磋商中还较起了真儿。
俄罗斯的代表坚持要用“赞赏”（appreciate），而美国、英国和法国则各有考虑，提出了其他“同义词”，如改用“欢迎”（welcome）、“承认”（acknowledge）、“肯定”（recognize）或“满意地注意到”（note with satisfaction）等。美、英、法三国专家分别旁征博引、你唱我和，设法自圆其说。绕来绕去，连我这个深受“中庸之道”影响的专家到最后都被他们绕糊涂了。我当时甚至觉得，要论积极评论的程度，“赞赏”这个词是最不合适的，其他任何一个词似乎都要比“赞赏”这个词积极得多！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国春节晚会上，有一个名叫“卖拐”的小品深受观众喜欢。其实，小品中卖方使用的小伎俩在国际大场面上早已司空见惯。在谈判桌上，谁的脑袋缺一根弦，谁就会中人圈套。 由于起草安理会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大都需要参照以前已获通过的文本措词，有时甚至只需要照葫芦画瓢，因此，大家每次都非常重视文件的“调门”。有了前面文件的“第一胎”，后面需要“多胎生产”的文件就自然顺利多了。难怪每个国家的大使和专家在玩此类文字游戏中，都会争个你死我活。
C座209
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大楼二层有一间专门的磋商室，房号为“C座209”。这间磋商室八九平方米。每逢世界上发生大事急事，五常各级官员的磋商便会跟着时代的脉搏，变得频繁无比。这时，该磋商室就犹如“急诊室”，格外引人注目。一些媒体的记者削尖了脑袋，设法混进大楼内，将摄像机直接架在磋商室的出口处，同步猎取五国大使的动静。一些文字记者则各有“绝招”，手握微型数码录音机，尾随五国大使及其助手，见缝插针地偷偷搜寻第一手资料。有时，外交官们一不留神，就陷进了记者们布下的天罗地网。
五常的这种磋商通常由其中一国担任协调员，按中、美、俄、英、法的次序轮流“坐庄”，每国任期三个月。由于安理会的“活儿”常常十万火急，五常经常需要及时进行“短平快”的碰头。只要一家有要求，五常磋商便会随时在该磋商室举行。大家一般都会开门见山，闲话少说，直奔主题。能够谈出共识，就按此贯彻落实；暂时谈不拢，也不必心急上火，下回再继续“扯淡”好了。
安理会一些重大的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通常由五常事先磋商并达成一定共识之后，才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考虑到五常的特殊工作需要，联合国后勤处在磋商室内免费提供四五大“扎”冰镇水。有时，一场磋商下来，所有的玻璃杯都见了底，可见讨论之激烈。
在五常当中，我国首都离纽约的路程最远，旅行费用最高。每次，我国外长前往纽约开会，都是匆匆而去，匆匆而回，有时甚至只能在纽约呆上一天，吃上一顿午餐。有一次，有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开玩笑地说：“要折算起来，中国外长在纽约的午餐是五常外长中最昂贵的！”
不开口也是艺术
安理会的议事规则中，有一条“合法不合理”的规定，即安理会以什么方式开会，全由安理会的理事国自定。这就是说，安理会想怎么开会就怎么开会，想让谁参加就让谁参加，不想让谁开口就不让谁开口。这种见怪不怪的事情，确实让局外人愤愤不平。
有一次，安理会审议西撒哈拉问题。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向安理会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四种设想。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对这四种设想有不同看法，而阿尔及利亚、西撒人阵、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等当事方亦对这四种设想存在严重分歧。
考虑到各方立场短时间内难以弥合，为了避免大家在公开会议上彼此指责而破坏气氛，大家一商量，决定安理会开会时只举手通过决议，而不安排任何当事方入席和发言。安理会的会议只开了五分钟，西撒问题的当事各方在旁听席上还未坐稳，就散会了。结果，发言的机会没有捞着，问题也丝毫没有解决，大家却捎回去一肚子牢骚。
当然，也有例外的做法，即自己主动要求放弃发言权的。如1991年8月8日，安理会决定同时向大会推荐接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加入联合国。当时，南北两个朝鲜都担心安理会有诈，在接纳问题上厚此薄彼，因此，都坚持要求安理会在同一项决议内，同时解决两个朝鲜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为了防止挑起“口水战”，两个申请国都主动放弃在会上发言的机会，其他理事国的代表因此亦决定不开金口。结果，在推荐两个新会员国的大喜日子里，没有听到任何理事国发出任何声音。
事后，有人说，朝鲜半岛从来就没有寻常的问题，因此，只能用不寻常的眼光去看待，用不寻常的办法去解决。
啼笑皆非的互译
我周围一些同事有很好的语言功底，他们曾出色地完成了许多重要的翻译任务。但我也听到过一个“英雄败走麦城”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英文造诣很深的男译员在餐桌上为一位领导当翻译。那位领导三杯下肚，便漫无边际地与外宾扯了起来。在谈到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位领导脱口说了一句歇后语：“这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吗？”
男译员立即译成：“It is as clear as crystal”。（注：这是英语惯用法，用“像水晶一样清澈”来比喻事件的来龙去脉“极其明白”的意思。） 正当这位译员为自己高超的互译技巧而沾沾自喜的时候，那位领导没事找事儿，接着问外宾：“你们国家有豆腐吗？”
男译员一愣，只好硬着头皮译下去。他用英文译道：Do you produce crystal in your country？”（注：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国家有水晶吗？”）外宾这时也来了精神，十分干脆地回答说：“Yes”。
男译员明知大事不妙，但只好照实译为中文：“有啊！”
谁知那位领导却更来劲了，追问道：“是南豆腐，还是北豆腐？”
这时，男译员才知道，自己砸锅的时候终于到了！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代表团在谈判中使用了自带的译员。这名译员原来在北京学习过几年，中文说得非常“溜”。当美方团长用英文说到“中国是一个大国”时，这位译员立即将“大”（big）这个字顺口译成“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
事后，我问他为何如此译法时，只听他得意地说，他在北京学习时，发现中国人嘴上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他的这种翻译“技巧”的确令我大开眼界！
当然，我方译员临场“应变”的例子亦比比皆是。有一次，我陪同一个外国代表团到北京近郊农村参观。当时，该村一村民在介绍情况时，谈到“绿色”农作物生长已很少用尿素了。我方一名年轻译员当时大概不知道如何英译“尿素”这个词，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用汉语音译成“niaosu”。幸亏客人当中无一是“庄稼人”，让翻译给蒙混过关了。
最近，我发现英语版的《中国日报》亦将汉语中的“小康”一词直接音译成“xiaokang”。我想，照这样下去，翻译这活儿，俺就算没有“金刚钻”，今后也一定会越来越好“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