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似乎永远是国际问题的焦点。前不久的美加大停电事件中，最让世人关心的地方，还是纽约。但是，对美国来说，“永远有多远”呢？在近期的书市中，不乏对此问题提出高见者。 　　

       《真替美国操心》 （时事出版社2003年3月版），副题是“美国模式的危机”。作者魏宗雷是国际问题专家中的新生代，他在书中把美国所面临的各方面的危机、挑战、问题与麻烦，梳理得既全面又清晰，行文中还颇有一些章回小说似的笔法，轻盈而幽默。比如，对于“总统的班底”，他就称之为F4，并且，根据不同的排列组合，还有四组之多。除了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鲍威尔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这四人之外，切尼及其助手利比，拉姆斯菲尔德与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之间，也绝不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 　　

       魏宗雷认为，日益积聚的国内问题以及军事上的过度扩张可能是美国霸权走向衰落的直接导因。美国模式的危机不仅是其国内的危机，也造成了全球性的危机。类似的看法在《美帝国的衰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6月版）一书中，被归纳为一句精辟的开场白：“对于世界而言，美国正在成为一个问题。”该书作者埃曼纽?托德认为，目前最让人不安的是缺乏一个能够解释美国行为的理论模型：“本来，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美国的形象应该是温和的、理性的，为什么这个‘孤独的超级大国’如今性子大变，上窜下跳，到处制造不和呢？是因为它的绝对强大呢，还是正好相反，因为它感到一个新生的世界正在脱离自己的控制？” 　　      

       正如主要译者李旦所指出的， 《美帝国的衰落》的一大特色是作者的多学科背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托德通过对古希腊城邦国家和古罗马帝国的兴衰史的分析和阐述，推导出了保持帝国繁荣的几个基本要素，之后明白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不具备这些要素。作为一个以人口学为专长的社会学者，托德把两个重要的人口学概念引入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并由此得出了惊人结论：居民识字率的提高和妇女生育率的下降所引发的极为痛苦和动荡的社会转型期，是每个民族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其最终的结果必定是民主的诞生和和平的到来――同样的发展曲线亦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托德指出，我们这个世界上将有越来越多的民族渡过痛苦的社会转型期，实行现代化（民主化）。在这一背景下，美帝国（注意：是‘美帝国’而非作为世界一流强国的‘美国’）只能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这里还必须提到一个“软实力”（又译“软力量”）的问题。“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包括美国生活方式的吸引力，美国价值观念的感召力，美国外交政策的国际吸引力等等。托德将美国“软实力”的衰退评估为它自己错失了“9.11”后的良机： 　　

       “美国主要不是靠武力来统治，而是靠它的价值观、制度和文化。……如果美国人能够低调处理、谨慎行事的话，对基地组织的斗争本可以成为巩固美国正统地位的一次好机会，结果却恰恰相反，美国人的任性和冲动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一个自恋、骚动、咄咄逼人的美国取代了以往它在人们心目中那受伤的、善良的、对维持全球平衡至关重要的形象。情况就是这样。” 　　

       值得一提的是，埃曼纽?托德作为“国际问题预言家”的名声非常显赫。早在1976年，他就在《最后的衰落》一书中预言了“苏联势力圈的解体”。五年前，即1998年，他又出版了《经济幻象》一书，那是一部“关于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停滞、股市走熊现象的论著”，其预言已成为今日全球经济的现实。因此，他的这本《美帝国的衰落》在去年一面世，就在大西洋两岸引起极大轰动。 　　

       不过，对美国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资深的国际问题专家，覃里雯的时事评论集《冷酷的新闻纸》（华夏出版社2003年6月版）中，也提出了同一个问题：“美国在衰落吗？” 　　

       覃里雯是“70年代人”，喜欢用一种国际化的眼光去打量一切。与那些在文学界咄咄逼人的“70年代”们相比，她的视野显然更为开阔，观察也更深入。不过，在她的诸多感受中，有一点恐怕是“70年代”所独有的，即“9.11”之类的大灾难，反而让他们这一代人得以更清楚地识别自我――此前，“正在老去的上一代曾以历经苦难的身份对我们嗤之以鼻”，而今，美国以及当今世界上的其他问题让他们终于不再焦虑与苦恼：“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面临的灾难将是祖辈们闻所未闻的，灾难的映衬可以使我们的七情六欲获得某种文学上的重量，而不再显得轻浮琐碎。” 　　

       惟因如此，覃里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也才会是这样的： 　　

       “可以肯定，无论美国是否衰落，它目前的一切变化都将造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将整个世界卷入其中。一个现代帝国正在经历剧烈的疼痛，它的呐喊、哭泣、愤怒、幻觉、思考或攻击，已经并且还会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刻下烙印。在这场奇特的、前所未有的战争里，除了沉默的死者，无人能置身事外。” 　　

       “既对世界保持着某种天真，又常常树立一种不无刻薄的俯视姿态。”这是“一个清醒的评论家”对覃里雯的描述。其实，那些“替美国操心的人”，或者说，那些关注国际时事的人，大都是这个样子的。魏宗雷（“60年代人”）在《真替美国操心》一书的扉页上抄了三段话，分别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三国志》）和“宝玉道：‘只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犯不着为你们瞎操心了。’”（《红楼梦》），说的不是同样的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