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时期最难写作，特别是针对危难本身。马尔克斯写《霍乱时期的爱情》并非在霍乱猖獗一刻；加缪的《鼠疫》完成之日离他亲历的阿尔及利亚瘟疫已有4年时光。尽管我们都知道，当一个被认为具有公共良知的作家在他所居住的城市甚至国度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时，他难以推辞地被要求发表一点言论乃是合乎情理的，这差不多成为文明社会的惯例。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总是马上发现在我们身边，这种言论往往会不幸地成为人云亦云、了无新意的表态，甚至变为不合时宜的表演。公众中的绝大多数，仍然如同以往一样，更愿意去聆听专家的意见或全神贯注于来自官方的新闻以及紧急法案的颁布。作家的表态之所以会成为可有可无的花絮，其实并非仅仅源于他们对此类事件所涉及的专业知识之匮缺，更源于他们长期以来在公众心目中伦理形象和精神威权的丧失。　

      作家们正在思索些什么？如果他们仅仅满足于说人最需要的是健康，要讲卫生爱惜生命，人人心里充满爱，祈愿家庭和谐社会安定，让我们共渡难关，医疗保障体系要健全，新闻必须如实报道真相，行政应急机制亟待提高……我们又何需作家呢？　　

      在《鼠疫》的结尾，当鼠疫已被战胜，加缪通过里厄医生之口对未来仍然忧心忡忡，他预言般地写道：“……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的事，他却明镜在心：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服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地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只有加缪才不会就事论事地看待问题―――我们都知道，他关心的并非仅仅一场鼠疫。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不是作家们告诉民众该做些什么，而是作家们需要自问：你的职责究竟是什么？难道不论遇到节庆或是危难，你所能做的仅仅是助兴式的合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