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过去习以为常的事物、名称在一段时间之后很快就消逝得不留痕迹，然后，就被人们渐渐淡忘。从195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期在神州大地风行一时、蔚为大观的大字报就是如此。在那样的年代里，大凡稍能识文断字的人，没写过大字报的恐怕很少，没读过大字报的几乎没有。就是这样一种曾经铺天盖地的东西，在今天的《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里面居然没有相应的词条！罗平汉所著的《墙上春秋――大字报的兴衰》（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今天的读者厘清大字报的来龙去脉。同时，作者讲述了围绕大字报而展开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事件。大字报的兴衰喻示着一个时代的动荡起伏，作为在历史时期产生过重要作用的事物，还是有必要让后人知其为何物。同样为罗平汉所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书《公社！公社！――农村人民公社史》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看一看封底的农村人民公社流行语，往昔的岁月仿佛历历在目，字字句句都浸透着荒诞和辛酸，而它们却真实无疑地存在过，轰轰烈烈地发生过。

      作为历史事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亲历者的人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各类文学题材的作品中，以受害者、被愚弄者身份愤愤不平的大有人在。必须承认，“铁胆忠心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对于当时的城市青年来说是一种磨难。在强制的命运、动员之下，身处城市的青年们被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此过程之中，他们领受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由此不可避免地促使他们对于社会、人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然而，鲜有人想到，对于那些世代生活在农村，一出生就被固定在贫穷土地上的人们来说，知青们短短几年的经历又怎能与他们永无尽头的苦难相比呢？知青们的苦难成其为苦难，是因为他们在此之后可以获得话语言说权，而农民的苦难从来都处于沉默，但它却真实、巨大、深重地存在。亚君所著的长篇小说《荒火欲》（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虽在表述角度上较为独特，但其总体立意却仍未脱离这类题材的窠臼，主人公二随的自杀虽是对社会不公的极端控诉，个人与命运抗争失败后的愤怒离弃，但小说本身并没有一种基于人本主义的情怀，主人公对于社会也缺乏理性、清醒的认识，他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本质上只是权力话语下的一个畸形产物，这一点尤其让他可怜又可悲。在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中，引人注意的还有莫言的《四十一炮》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丁三的《蓝衣社碎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个杰出人物攫取权力之后，会完全控制他的臣民，命令追随者们去大肆破坏，犯下滔天罪行，而人们总是毫不犹豫地服从，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为数不少，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就是愚弄民众的魔法师，他们深谙动员民众的艺术，以一个手势，几句动听、充满激情的信仰表白，便煽动起了民众的热情。毫无疑问，大量没有独立意识的个人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就是群氓。群氓的特性是崇拜权威而且盲从，他们是本能的奴隶，没有良知，缺乏理性。法国人塞奇?莫斯科维奇的著作《群氓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大众心理研究自有着一番见解，没有群氓的助纣为虐，骄横的政治领袖（或宗教领袖）的作恶也是极其有限的。对于个体来说，要拒绝成为群氓中的一员，首先就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拒绝依附和盲从，抵抗那些企图奴役个人的力量。惟其如此，“群氓”才不会大规模产生。摄影技术1839年在法国诞生几十年之后传入中国，连以昏聩著称的慈禧太后也被这一新鲜事物所吸引。1903年，她把从国外归来的清朝驻法国公使裕庚之子、曾研习过摄影的勋龄召进宫中，为自己拍摄了几十幅不同场景，不同服饰，不同姿势和不同心态的“懿容”。此后，光绪帝的皇后、瑾妃等人，也分别留下了多幅照片。左远波先生的《清宫旧影珍闻》使这些珍贵的照片重见天日，也使人一睹她们的真实面目，在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有着一段段掌故和逸闻。作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令人徒生了许多感慨。每读近代史总是让人心绪无法宁静，一股无法散去的悲情油然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