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给予我们的不光是折磨，还有痛苦的缓解。”这是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上路漂泊的作家曾哲对路的印象。这里既描绘了在路上的辛苦，更重要的是说出了对路的感恩、对生命的感恩。与其他的“行者”不同，曾哲更看重自己漂泊者的身份。2000年4月，曾哲带着大量药品和菜种来到云南独龙江，在麻比洛河与独龙江汇合处的雄当村代课、开荒、种菜，并最终为当地建起一座小学。以这一段经历为基础写成的小说《一年级二年级》，获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而现在，曾哲已经身处帕米尔高原最西端的阿克陶县木吉乡，正在为自己的另一个梦想拼尽全力：为当地建设一座全新的小学。在曾哲启程之际，记者有机会与他进行了短暂的对话。

独龙人

      记者：刚才你说怕记者，这让我有点不安。 　　

      曾哲：你知道我是作家，特别希望安静。媒体的报道当然也是必要的，但很多时候，报道出来的东西跟我的想法完全不是一回事。比如，有的电视台记者采访我在云南独龙江当老师的情况。我希望尽量少提到我，而是通过这个片子，把独龙江、独龙族独特的文化介绍给大家。结果节目出来后，这部分内容全部被拿掉了，我则被渲染成了一个爱心人物。这不是我的本意。 　　

      记者：做一个爱心人物有什么不好吗？ 　　

      曾哲：我在独龙江边住了一段时间，如果不为那里做点什么我会感到不安。我在外面跑了很多年，在边境地区给老乡们添了很多麻烦。我觉得现在我有条件了，有一些稿费和其他收入，可以拿出些来建一个学校。我只希望踏踏实实做点实事。 　　

      记者：但是在当前文学所面对的时代语境中，媒体几乎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这种语境中的文学和作家，似乎无法逃避媒体的关注。换一个角度说，即便不是作家，不是为了文学，谁要做成一件事情，往往都要寻求媒体的帮助。这真的是一种矛盾吗？ 　　

      曾哲：应该是一种矛盾，所以我想躲着你这个记者啊！不过还是没躲掉。这样倒正好可以给大家道别，因为我马上就要去帕米尔高原了。 　　

      记者：那就是说你又要在路上了。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目的地？ 　　

      曾哲：独龙江地区经常下雨，我住在木屋里，身上起了很多疙瘩。所以我就想，下一次一定要找一个干燥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我从北京出去以后，沿着西北、西南边境走了一趟。1994年我去了墨脱，去之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有一个内地人到墨脱去当老师，有一天到河里游泳，被冲到下游几十里地，才上了岸。一个内地人在那里当老师，很辛苦。通过这个文章，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里别说中学，连一个完小都没有。这给我冲击很大。后来我就有了一个计划，要在中国边境上建10个小学，当然这个想法是藏在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就想自己踏踏实实地做下去。独龙江小学算是第一个。至于为什么要选到帕米尔高原最西边的这个村子，是因为当年我曾经到过那里。 　　

      记者：是为了圆梦还是为了怀旧？ 　　

      曾哲：都不是。我想得比较简单，我希望那个地方比较偏远，不容易进去，民族文化最好保持得比较原生态。这个村子可能刚好满足了我的这个想法。听当地教育局领导介绍，说我要去的地方三面环山，前面是一条河。现在那里有40多个学生，两个老师，一间房，非常破。我想把这个学校改造一下，预算大概在20万元左右。主要用在建校舍，添置桌椅板凳。有些孩子每天要走10多公里上学，所以我想把宿舍好好地建设一下。 　　

      记者：这笔资金从何而来？ 　　

      曾哲：我已经准备好了。清华紫光准备把这个学校作为他们的一个项目，那个学校也被命名清华紫光紫荆小学。 　　

      记者：你是不是又要在那里“泊”一段时间？ 　　

      曾哲：我在那里要呆半年。学校建设过程中我要负责监工，学校建好了我要代课。其实现在我真是不好意思接受你的采访，因为还什么都没有做。现在比较困难的是，从县城到牧场一共53公里，其中有一段没有公路。当地教育局一个姓马的副局长已经开车考察了一趟，说没有公路那一段，拐个弯也可以进去。所以现在我感觉稍微踏实点。不踏实的是，建筑所需的水泥、砖、木材等材料能不能采购好。 　　

      记者：当年你开始行走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人都在行走。最初的漂泊，可能真的是一种生命需要，是内心的选择。而今天，所谓行走文学已经被概念化。概念化的一个好处是人们可以方便地谈论这个现象，但它的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行走文学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在满足了普通读者神游天下的欲望时，它更多地成了媒体、出版社在赚取经济利益方面的共谋。很多时候甚至作家本身也成为了同谋。至于行走的本身，似乎已经被遮蔽了。行走与生命的关系，有被误读的危险，或者正在被误读。 　　

      曾哲：至少我没有将自己的作品自称为行走文学。与行走文学相比，我更愿意接受漂泊文学的说法。我把自己的东西叫做漂泊文学。在我看来，漂泊是一种文化、一种美学、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写的不是自己的生活，而是流浪汉的生活。那些只写自己的作品是很难站住脚的。文学最忌讳浮光掠影。漂泊文学最不同于行走文学的，是前者很容易在出版社等市场因素的挤压下陷入浮光掠影的局面，而漂泊则意味着有漂有泊。比如我走到独龙江，可以在那里住半年，这就有了深入了解的可能，有了“反刍”的可能。所以我不同意我是行走文学的开创者这种说法。每当有人这样说的时候，我就保持沉默。 　　

      记者：如果非要套用现在的时髦用语之一“策划”的话，那么初期作家的行走、漂泊更多的是生命的策划；而现在则更多的是一种市场的策划。 　　

      曾哲：可以这么说，但不全对。生命其实是不用策划的。我们走出去，就会有对生命的感受；走得越远，这种感受就可能越深。你离开家乡越远，家乡越攥紧你的心。 　　

      记者：那也可能说这是一种逃跑。 　　

      曾哲：实际上这反而是一种贴近。离开城市，会让我对城市生活有更深刻的理解。漂泊的过程，让我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城市、体验生命。我希望我的作品是一种心灵的表达，而不是浮光掠影的旅游笔记。因此，我不惧怕辛苦，不惧怕遥远，不惧怕陌生。辛苦、遥远和陌生，会增加生命的质感。 　　

      记者：在漂泊的过程中，你会不会与外界保持联系？ 　　

      曾哲：会，但很难。因为漂泊的地方都很遥远，物质条件都很差，道路、电话等等设施很落后。比如，在独龙江，从县城到我们村，走路需要8天。进去后，一般就不出来了。 　　

      记者：漂泊的过程想必不会缺少危险。 　　

      曾哲：危险确实很多。比如溜索过江，简直吓死人。开始的时候不敢上，但为了走遍独龙江，我一咬牙就上了。过去的时候这边高，对岸低，比较容易过去。回来的时候就很难了，得像猴子似地爬。 　　

      记者：你用“我们村”来称呼那个不是你故乡的村子，这似乎有点奇怪。因为对你而言，那个客途中的村子不过是个驿站；对那个村子来说，你不过是个过客。 　　

      曾哲：对我来说这一点也不奇怪，并且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在那里呆了半年，那里一共就十几户人家，我跟大家特别熟悉，跟大家相处得特别好。我走的时候，全村人都来送我，有的大男人眼睛都哭肿了。我当时觉得自己都不行了。我总觉得我把生命中的什么东西留在那里了。我肯定还要回去，因为它老勾着我，不回去，只会越来越难受。上一次我是从春天呆到秋天，所以下次我想冬天去。明年冬天，最晚后年，一定要了了这个心愿。 　　

      记者：跟别的“行者”不同的是，你是一个作家。获得2002年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一年级二年级》，就是根据你在独龙江的经历写成的。那么漂泊对你而言，究竟是为了从另一个角度体验生命，还是为了寻找写作素材，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在开始漂泊之前，是不是就有了写作的预谋？ 　　

      曾哲： 《一年级二年级》确实是来自我在独龙江的生活，里面的人物、故事甚至细节都非常真实，也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如果按照美国的分类，可以称之为非虚构小说。我之所以说作品是漂泊的自然的结果，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开始漂泊之前，可能会去想写作方面的事情；但在漂泊过程中，写作已经非常不重要了。你为写一本书去一个地方，太不值了。漂泊可以是一本书，但它永远比一本书要厚重与丰盈。书只是漂泊的副产品，重要的是对生命的体验。 　　

      记者：不断地出发，不断地在路上，是否会感到厌倦？ 　　

      曾哲：这么多年我已经有了一种惯性。在城市里呆久了，如果不出去，我就憋得慌，就不舒服。我已经习惯了漂泊。